塞官员：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促进塞尔维亚整体发展

[7]272-273就是承认世界的实在性，反对佛老之学用无来作为世界的根源。

他所说的二仪万物，虚假不真（《庄子?齐物论》疏）显然也是来自于佛教。（《老子》第一章疏）这里所体现的思想和方法，与佛教何其相似。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儒士虽然试图振兴儒学，但对什么是儒学往往缺乏确定的观念，故他们往往只是从某些侧面来强调儒学，例如柳宗元、刘禹锡关心的是儒家的人本理念，而韩愈、李翱等人则坚信儒家应占据中华文化的中心与主流地位。重玄学是渊源于原始道家、发轫于南北朝、融摄玄佛之宗义、以双遣双非为重要理论特征的隋唐道教（道家）的一种主流学说。既而非但不滞于滞，亦乃不滞于不滞，此则遣之又遣，故曰玄之又玄。例如上述道教重玄学虽对佛教有所借鉴，但从先秦道家、魏晋玄学到隋唐重玄学的演变发展来看，其基本立场并未完全偏离道家与道教，其理论指向的并不是佛教的出世主义，而是入世的逍遥无为、长生久视。正是不同民族与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使隋唐时的文化呈现出了鲜明的多元化的特色。

隋唐时期的佛教就是在帝王的这种三教政策下时起时伏、曲折发展的，但其与儒、道思想的融合这一总的趋势则贯穿隋唐始终而基本不变。在隋唐道教的心性学中，无论是司马承祯、吴筠、王玄览，还是《常清静经》等新道经，都将心性的炼养作为得道的关键。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

《论语集注》的叙述特点是：是先训读，次解释大意，次引程子、程门之说，最后以愚谓、愚按补足之。[9]罗振玉《论语郑注述而至乡党残卷跋》，引自王素编著《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53页。《史记》《汉书》引孔子的话，把它称为《传》曰，是因为它在当时还不属于经，所以把它称为传。[21]《论语注疏》，第1页。

南北朝，释惠琳《论语琳公说》，梁武帝《论语注》，祖冲之《论语注》，崔浩《论语解》。比如何晏的《集解》汇集了两汉三国诸家之说，保留了《论语》古本的原貌。

如果讲《论语义疏》的特点，那就是：在《论语义疏》的内容里面，有许多关于老庄玄学的应用。出土的郑氏注的写本，在近代以来也还是受到学者的注意，比如罗振玉、王国维，都专门对《论语》的郑注残卷做过研究。如果提到学者的姓名及其著作的名称，我想举一些例子：从汉代开始，夏侯胜《夏侯论语说》，孔安国《论语训解》，何休《论语注》，马融《论语训说》，郑玄《论语注》，王肃《论语注》，虞翻《论语注》，王弼《论语释疑》，郭象《论语体略》，陶弘景《论语集注》，范宁《论语注》，这都是汉魏时代的作品。[6]皇侃《论语义疏》，高尚榘校点，中华书局，2013年，第4页。

孔安国曾对《古论语》做过注解，其注解被何晏的《论语集解》采纳了。故刘向《别录》云：鲁人所学，谓之《鲁论》。在上面讲的两类之间，即语文学的和义理学的诠释之间，也可以说语文学的和哲学的之间还有这样一种应用型的诠释学。刚才我们讲的何晏集解，那里面只是有《易传》《论语》相比照的解释，但是皇侃的《论语义疏》，不仅增加了十三家，还有其他的通儒，像王弼、郭象之类玄学人物代表，所以它有大量的对老庄玄学的应用。

[10]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四艺林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81页。我们今天现行的《论语》的来源，主要就是这个郑本。

其基本的结论是：今本的《论语》二十篇中的前十篇是最纯粹的，没有什么篡乱、续补的地方，而《论语》后十篇与前十篇大不相同。得其性则归之，失其性则违之。

[12]《论语注疏》，第61页。这就是《论语》史上最有名的著作《论语集解》，是由何晏等人把汉代《论语》训说、训解等注释编集起来而成的。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4]对此问题的详细讨论，参见[美]李淳玲《论索隐派伪书论语辨及学问分际的问题》，载《人文论丛》2006年卷。[19]在阳货见孔子章里，引郭象曰：圣人无心，仕與不仕随世耳。[33]《全书》第14册，第349页。

学者茍不先涉其流，则亦何以用力于此。因此唐写本的研究者就认为这个孔氏本郑氏注这个讲法可能是书商所为，书商根据自己的想象就增加了孔氏本郑氏注。

文本的诠释可以分为几种形态，比如一种就是语文学的诠释学，它是对于文本主要进行语文学的一种诠释。所以除了现实的需求，我觉得跟这种文化的陌生感有一定的关系

其实这个看法在中国历史上也曾提出过，但他特别强调这一点。近故司空陈群、太常王肃、博士周生烈皆为《义说》。

[10]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四艺林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81页。汉代《熹平石经》所刻的是《鲁论》，但是刊本我们今天看不到了。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闻也。《艺文志》还说：当时弟子各有所记。

之语包含两部分，一是孔子应答弟子、时人之语，孔子回答弟子及当时一些人的问题。比如说夫子境界里面的浑然一理，它相应于天地总体的至诚无息。

就人和物接受了天所给予自己的理，那就是性。[10]可见，近代的一些学问大家也是非常关注出土文献里面的一些《论语》文本。

但是在唐末文宗的时候，公元837年《开成石经》刊刻的时候，在九经其后又加了《孝经》《论语》《尔雅》，一共12种。《集注》有一个特点，一上来它先讲音读、字义的训诂，这是朱子的自觉。

故有《鲁论》，有《齐论》。万物各得其所，是道之用。近故司空陈群，太常王肃、博士周生烈皆为之义说。《鲁论》有二十篇，即今所讲者是也。

《齐论》题目与《鲁论》大体不殊，而长有《问王》《知道》二篇，合二十二篇，篇内亦微有异。《论语》也是一样，因为是凭经师的口耳记诵，所以不同的经师传下来的本子就有所不同。

实际上，我们看朱子解经的很多地方，他也是发挥了经文里面没有说明的义理。所以如果我们从西汉下来看，《鲁论》《齐论》以后，《张侯论》成为最为流行而且对后世影响也最大的《论语》文本。

梁皇侃《论语义疏》，叙曰： 《论语》，通曰《论语》者，是孔子没后，七十弟子之门徒共所撰录也。夫子的泛应曲当相应于万物万事各得其所。